“不困在于早虑，不穷在于早豫”，出自西汉刘向《说苑·谈丛》，意思是说要想不陷入困境，就须提前谋划，要想不至于绝境，就须事先预防，体现了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和事预则立的经验智慧。

五千年文明赋予了中华民族独特而超凡的生存智慧，忧患意识是其中的重要元素。翻开中华传统典籍，《诗经》中“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等句，反复提醒人们心存戒惧、谨慎从事。《周易》中亦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君子整天刚健奋勉，振作不已，到了夜晚仍心怀忧惧，如同危险就在身边，不敢懈怠，从而得以免遭灾祸。这种忧患意识，为后世之哲人所继承和发扬。孔子言“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老子言“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孟子更是发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深切告诫，都是提醒人们要时刻心存敬畏、见微知著、防患未然。

忧患意识从何而来？这种意识很大程度源于远古时期人们对自然的认知。农耕文明中，人们生活很大程度取决于自然，可谓“靠天收成”。因此，忧患意识、居安思危很早就已广泛融入百姓日常生活，节约简朴、省吃俭用是传统农民的生活常态，丰年要想到荒年的日子该如何过，提前做好准备工作，才不致挨饿受冻、忍受疾苦。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成语和民间谚语，像曲突徙薪、未雨绸缪、“晴带雨伞，饱带饥粮”等，都蕴含劳动人民朴素的忧患意识，成为人们日用而不觉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中国古代的“积谷防饥”思想就是这一意识的直接反映，《礼记》载：“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虽有凶旱水溢，民无菜色。”从汉代以后，各个朝代都相继建立了常平仓、惠民仓、丰储仓、义仓等制度，以备灾荒。

深刻的忧患意识，不仅基于对自然社会的深刻洞察，更是源自对人民疾苦的深切同情、对国家民族的深沉挚爱，内含一种自觉的压力和动力，孕育着清醒、警觉、奋进和坚韧，体现的是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西汉初期，贾谊心系国运，给汉文帝上书《治安策》。当时西汉政权日趋稳定，经济有所恢复发展。然而，贾谊却根据自己的观察和分析，在上书中指出当时的问题，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此外，“备豫不虞，为国常道”“于安思危，于治忧乱”“图之于未萌，虑之于未有”等古语，都是将忧患意识与治国理政相联系，提醒执政者应居安思危。

欲知大道，史可为鉴。中国共产党既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在实践中锻造出极强的战略眼光和深远的忧患意识。

革命战争年代，卢沟桥事变第二天，党中央就发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的时代强音，凝聚起救亡图存的磅礴力量。党的七大上，毛泽东郑重提醒全党“准备吃亏”、“准备困难”，强调“要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新中国成立前夕，大家对以《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表示赞成，但有人建议对歌词“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做适当修改，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致认为，还是留下这句话，继续保持警惕好。新中国成立后，在建设、改革的历史时期，我们党所处的历史环境和肩负的中心任务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始终保持忧患意识和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不断经受新的考验，坚定不移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清醒认识到国内外环境发生新的重大变化，面临的风险挑战明显增多，把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作为治国理政必须坚持的重大原则，统筹发展和安全，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掌握了应对风险挑战的战略主动，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越是接近实现民族复兴的目标，遇到的压力阻力就越大。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既常怀远虑、居安思危，又自信自强、敢于斗争。越是错综复杂，越是凝神静气，越是艰难险阻，越是从容坚定，既对所坚持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充满自信，又对问题、风险高度警觉；既看到成绩和机遇，更看到短板和不足；既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未来很远，我们的眼光更远。（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郝思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