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天府家风馆中的苏母教子场景，苏母以东汉名士范滂为大义赴死的故事教育苏轼。(易舜 摄)
安徽桐城六尺巷(上图)，清朝大臣张英的家人因盖房与邻居产生纠纷，张英写信告诉家人，“让他三尺又何妨”，邻居为此感动，亦退三尺，遂成六尺巷。张英重视家风家教，撰写了《聪训斋语》(下图)。(资料图片)
中华民族视家与国为紧密联系的整体，倡导修身齐家而后治国平天下，故而历来重视治家，在数千年的实践中，先贤在此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以家训、家书、家谱、家礼等形式广泛流传。这些宝贵的治家理念与实践凝聚着先贤的心血和智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闪烁着永恒的光芒。
审择交游 修身齐家
《大学》提出：“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修身是治理好家庭、社会的前提和基础。如何才能做到修身齐家，古人在家训中谈及一些具体的做法。
清代曾国藩曾提出修身要做到日课四条：一曰慎独则心安;二曰主敬则身强;三曰求仁则人悦;四曰习劳则神钦。日课四条将慎独摆在了首位，在人看不到的地方、听不到的地方也唯恐自己言行有失，就是做到了慎独。做到内心专一纯净，外表整齐严肃，做人做事认真恭敬，那么身体必然强健;能够做到仁爱，做到吃苦耐劳，则家业就有振兴的气象，家庭就会长治久安。
在日常生活中，人总是要与其他人交往的，不少家训在论及修身时，强调慎重交友、近善远佞。宋朝大诗人陆游著有《放翁家训》，他说：“后生才锐者，最易坏。若有之，父兄当以为忧，不可以为喜也。切须常加简束，令熟读经学，训以宽厚恭谨，勿令与浮薄者游处，自此十许年，志趣自成。”陆游认为才气过人的年轻人最易学坏，父母兄长应经常对其督促，加以约束，要求他们沉下心来，钻研经典，用宽厚恭谨的道理教育他们，不许他们与轻浮浅薄的人交往，如此方可成才。
朱熹在《与长子受之》中告诫在外求学的儿子，要明辨何为益友何为损友，不可交“谄谀轻薄、傲慢亵狎、导人为恶”的损友，而应结交益友、见贤思齐。清代纪昀在《训子书》中谆谆教诲：“尔初入世途，择交宜慎：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误交真小人，其害犹浅;误交伪君子，其祸为烈矣!”伪君子道貌岸然，却包藏祸心，具有很大的迷惑性，故交友一定要慎之又慎。以上论述凝聚了家训书写者的修身经验，对于人们修身齐家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与教育意义。
正身率下 谨严治家
欲家庭治理成功，家长应该率先垂范，以身作则。
主要生活在南北朝时期的颜之推著有《颜氏家训》，该书获誉“古今家训，以此为祖”。《颜氏家训·治家第五》谈到了许多治家的方法，如家庭开支要节俭但不吝啬，如绝不请巫婆神汉来家中做法事。在诸多治家经验中，颜之推列于首位的是家长须为家人做出表率，“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是以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在他看来，上行下效，一个家庭才会井然有序;以上率下，治家效果才会明显。浦江郑义门的家训《郑氏规范》也谈到以上率下：“为家长者，当以至诚待下，一言不可妄发，一行不可妄为，庶合古人以身教之之意。临事之际，毋察察而明，毋昧昧而昏，更须以量容人，常视一家如一身可也。”
晚清重臣周馥在所著家训《负暄闲语》中谈及，自己五六岁时，祖父“常以浅俗诗歌教余，如‘身安茅屋稳’‘性定菜根香’等句，不下数十首，至今犹大半记忆”。祖父不仅重言教，更重身教。周馥记得孩童时“见祖父年六十余，每日晚辄手一篇朗诵。见长者过，必起立向前数步，拱手迎之……闻人言某过失，常笑而不答，有诮讥者受而谢焉，终身无一语侮人”，“途中见荆棘瓦石，辄手拾去之。余问何为?曰：‘恐人误踏伤足。’见虫蚁不践，曰：‘此亦生命也’”。周馥回忆祖母余太夫人个性严肃，寡言笑，善针黹，年五十余犹能剪纸为花样，以供邻妇来求者。祖父母严格治家的良好示范，对周馥影响非常深刻，周馥在家训中将祖父母的事迹写下，又影响了自己的后代，良好的家风具有伟大的力量，成就了周馥家族在近代的兴旺。
敬老爱幼 以孝持家
敬老爱幼是中华优秀传统，也是历代家训反复强调的要点。江西义门陈氏，是唐宋时期一个著名的同居共爨的大家族，宋太祖曾赐联“三千余口文章第，五百年来孝义家”。义门陈氏中的一位杰出代表是陈崇，他在唐昭宗大顺元年(890)制定了家规，在此之后，义门陈氏不断发展壮大。
今天保存在《义门陈氏宗谱》中的《义门陈氏家训十二条》，首条为“孝父母”：“春晖寸草，欲报良难。然使能竭其力，不俭其亲，婉容愉色以承欢，砥行立名以养志，人子若此，或亦庶几。”对父母的恩情，要有心报答，同时作为子女要磨砺德行、努力成才、树立美名，这才是真正的孝。
何为孝，司马谈在写给儿子司马迁的家书中说得好：“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司马谈借此勉励其子司马迁能继承他的事业，撰写史书，激浊扬清，这才是他心目中的“大孝”。
疼爱子女、严教子孙也是古代家训特别重视的内容。古代家训从教育的方法、内容、时间等方面展开论述。《颜氏家训》提倡早教，从小帮助孩子养成良好习惯，“当及婴稚，识人颜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诲，使为则为，使止则止。比及数岁，可省笞罚。”同时，《颜氏家训》指出要严爱相济，父母既慈祥又威严，可使子女既能感受到爱又能产生敬畏之情，这样才能发挥教化的功能。清朝的《庭训格言》也赞同这一观点：“父母之于儿女，谁不怜爱?然亦不可过于娇养。若小儿过于娇养，不但饮食之失节，抑且不耐寒暑之相侵。即长大成人，非愚则痴。”
宋代袁采的《袁氏世范》从社会实际出发，针对父母偏爱子女的情形提出忠告，偏爱会带来一系列问题：“人之兄弟不和而至于破家者，或由于父母憎爱之偏。衣服饮食，言语动静，必厚于所爱而薄于所憎。见爱者意气日横，见憎者心不能平，积久之后，遂成深仇。所谓爱之，适所以害之也。苟父母均其所爱，兄弟自相和睦，可以两全，岂不甚善!”
清代张英的《聪训斋语》在教育后代的方法上有独到见解，在教育内容上主张：“教之孝友，教之谦让，教之立品，教之读书，教之择友，教之养身，教之俭用，教之作家(指养家)”。至于教育的成效，张英的观点是：“其成败利钝，父母不必过为萦心;聚散苦乐，父母不必忧念成疾。”他认为父母尽心尽力即可，不要操心过度，当顺其自然。
志存高远 报效国家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中国人历来富有家国情怀。一个人在优良家风的熏染下成长，是为了报效国家，这是许多古代家训的主旨。基于吴越王钱镠遗训并参考传统家训精华而形成的《钱氏家训》有言：“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利在一时固谋也，利在万世者更谋之。”倡导不为一己之私而蝇营狗苟，而要为天下之大利、万世之大利而充分谋划，运用自己的知识与智慧。
元代大儒许衡要求儿子：“身居畎亩思致君，身在朝廷思济民。”《治家格言》强调：“读书志在圣贤，非徒科第;为官心存君国，岂计身家。”指明读书的目的是为了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并不仅为了科举功名，为官要心系国家和百姓，不能只考虑自己和家庭。林则徐在《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中勉励家人，以国家利益为重，处逆境而不馁，知祸害而不避，“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古人治家强调树立志向的重要性，并把治理小家和报效国家有机统一起来，涌现出许多感人的故事。东晋将领虞潭带兵讨伐叛臣，临别时，母亲孙氏训诫：“吾闻忠臣出孝子之门。汝当舍生取义，勿以吾老为累也。”三国时代魏国一位叫辛宪英的女性，在儿子出征时赠语：“古之君子，入则致孝于亲，出则致节于国，在职思其所司，在义思其所立，不遗父母忧患而已。”东汉名士范滂，因反对宦官被捕，临刑前与母诀别，希望母亲不要太过悲伤，滂母宽慰：“汝今得与李、杜(李膺、杜密，皆当时名士)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范滂跪听母亲之训，从容赴死。后来，范滂的故事又影响了幼时的苏轼，苏母以“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激励苏轼成长为忠直之士。
整齐门内 良训传家
家训是从人生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智慧，在潜移默化中规范着人们的思维和习惯，具有实用性和长远的影响力。总结好家训、孕育好家风是古代治家的好传统。
《郑氏规范》主张家风的形成离不开集体教育。浦江郑义门是一个累世同居共爨的大家族，家族规模庞大，最多的时候有三千人。要治理这样一个家族诚为不易，《郑氏规范》规定了对家庭成员的教育安排。每月初一、十五，家长率众参谒祠堂完毕后，命人唱诵家训。每天早晨，在有序堂中召集家人，未成年的家庭成员诵读家训：“人家盛衰，皆系乎积善与积恶而已。何谓积善?居家则孝弟，处事则仁恕，凡所以济人者皆是也。何谓积恶?恃己之势以自强，克人之财以自富，凡所以欺心者皆是也。是故能爱子孙者，遗之以善;不爱子孙者，遗之以恶。传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天理昭然，各宜深省。”通过集中诵读等方式，使家训内容深入人心，这是古代规模较大的家族整齐门内的一种常用方式。
司马光总结家庭兴衰的规律，在《训子孙文》中说：“为人父祖者，莫不思利其后世，然果能利之者鲜矣”，“今之为后世谋者，不过广营生计以遗之……然不知以义方训其子，以礼法齐其家，自于十数年中，勤身苦体以聚之，而子孙以岁时之间，奢靡游荡以散之，反笑其祖考之愚，不知自娱，又怨其吝啬无恩于我而厉之也。”在他看来，为子孙后代聚敛财物是一种愚蠢的行为，只有用仁义方正的品行来教诲后代，用礼仪法则来治理家庭才能让家运长远，司马光道出了古人不知疲倦地书写家训的原因，令人深思。
是泥古不化还是与古为新，这是对于传统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中华传统家训，是古人留给我们的一笔可贵遗产，其中有今天看来不合时宜的内容，也有对今天仍有借鉴价值的内容。将传统家训中的智慧提炼出来，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对于加强新时代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
